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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節。今年的情人節在北圖過，那兒屏蔽，沒有人找得到你，也沒有人知道這樣一個被營造得越來越特殊的日子，你一個人過；去年的情人節跟老爸在人堆里搶年貨，情人們的甜蜜淹沒在年三十到來的喜氣洋洋中，老爸也不懂這滿街的玫瑰說的是什么；前年的情人節一個人在街上遛噠，滿懷耐心地等待著關了手機、呼了也不覆機的男友來跟你共進晚餐；大前年的情人節正當年輕，呼機上顯示一個又一個“情人節快樂”的祝福，男男女女都不相信你會獨自在家……

　　人就是一年一年的晃到了30。30歲單身的苦惱并不是周末和節日里若有若無的孤獨，難堪的是日久天長之下親朋好友或與你了無干系的人們，同情和驚異總是不自覺地噴薄而出，“啊？還沒結婚呢？！別再挑了……”那沒有說出來的意思是這樣的：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眼光那么高干嘛，不會是有什么毛病吧……本文要關照的正是都市里這樣一個人群，他們條件優越，工作努力，甚至生活態度都還積極，卻被動單身，遲遲走不進婚姻之門。

　　其實單身人群正日漸龐大。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1982年我國的單身戶是1745752戶，到了1990年有800萬以上的人沒有婚配；1990年前后，北京的單身男女在20萬以上，現在僅南京市這個數字就達到了40萬，京滬兩地更在百萬之眾。社會學家們很早就提出過4級理論，即按素質將男女分為從A到D四個等級，A男找B女，B男找C女，C男找D女，最后只落得A女和D男無法婚配。如果以1990年單身人群中男女10:1的比例來看，女性擇偶應有余地，但殘酷的是，占據單身人口總數90%的是處于社會底層或偏遠山區的D男。

　　大齡單身女的尷尬境地四處可見。以北京紅楓婦女熱線主辦了8年的周末單身俱樂部為例,在這個以大專學歷為起點、最高人數達到1000多人的俱樂部里，40%的未婚者會員，女性占到了70%。北京外企服務總公司1999年初為越來越明顯的雇員單身問題建立起的俱樂部，從初創時的100多人發展到今天的600多人，相較于單身占主體的外企2.6萬名員工，這個數字還小得可憐。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在于，男女會員的比例是4:6，且男性年齡偏校

　　上海人口情報研究中心關于滬市婚姻的演化有一組數據：1980年結婚人數為18萬對；1990年是12萬對；1997年是10萬對。遞減趨勢從某個側面說明，無論男女，晚婚都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北京芍海公司1998年12月份對796位北京市民做了一份調查，其中講到女性的理想丈夫是事業有成，男性的夢中情人要溫柔漂亮。

　　“事業有成”到底讓男人付出了什么呢？就業風險自擔，醫療養老保險自擔，住宅、教育自擔，使得婚姻對于一個男人的重負顯而易見起來，據調查，先立業再成家已是當今男人的首要選擇。

　　在IT公司就職的馮建，春節一過，就是他的31歲生日了，來北京3年，無數個包括周末在內的夜晚都是11點才離開辦公室，而像他這么拼命的比比皆是。家里妹妹的孩子都2歲了，奶奶卻盼不來個曾孫子，馮建為此內疚不已，但是他說，「現在一個男人不掙下10萬、20萬的有什么資本娶妻生子？再說，事業做不好，馬上就是生存問題，可是事業要想做好了，又哪有時間和精力去陪女朋友？我們這圈子，多少老板離婚了，不是有外遇，就是忙，老婆受不了９失去平衡的兩性，都在為他們所要爭取的過度的獨立或依賴付出代價。

　　單身的處境

　　問題是，同為單身，男女的處境和心態卻決然不同。在被稱之為女人寶典的《第二性》中，西蒙．波伏娃曾尖銳地指出，社會傳統賦予女人的意義，就是婚姻，“對女孩子們，婚姻是結合于社會的唯一手段，如果沒有人想娶她們，從社會角度來看，她們簡直就成了廢品”。這些寫于20世紀40年代的話在今天讀來仍是有意味的。

　　男人幾乎就不存在著女人從暢銷到貶值的壓力。已近36歲的張仿至今仍因沒空戀愛保持單身，如日中天的生意不僅讓他有了4套房子，還買了輛桑塔納2000。張仿說，他這個層面交往的人，男男女女單身一大堆，女的都是年薪20萬的大款，大家雖總在一起玩可是無論如何都沒有感覺，“我們不會選擇她們，兩人都忙，家還不成了旅館了”。張仿的目標很明確：年輕、漂亮，以他為中心。盡管他的故事分明是個金錢與愛情不可兼得的例證，但事業的成功，使他的價碼節節攀升。

　　同樣，對于女人來說，事業越是成功，享受的快樂和焦慮就越多、越復雜，“干得好不如嫁的好”已成為社會懶于爭辯的流行觀念。供職于外企的劉眉是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月薪1萬元，但那種為了對得起職位的付出和高處不勝寒的寂寞讓她身心俱疲，「想不干的時候，連退路都沒有」。一邊是根植于社會的傳統觀念--男強女弱、男大女孝男高女低，一邊是對生活品質的期望。劉眉說：“靠不上男人，靠自己吧，可是越獨立，你就越發現男人不能容忍你。女人怎么會不期待有人愛呢，可是你看得越清楚，你就越知道什么樣的男人不能嫁。”

　　刻薄的社會學家對大齡女有此形容：“她們的擇偶條件過高，求全責備，有的甚至希望對方‘長得像演員，身體棒得像運動員，學問做得像研究員，說話聲音像演員，對她態度要像服務員，職位不低于中高級公務員’。”他們給出的忠告是：對男方外表多些寬容，求愛方式上多點主動，擇偶條件上多點靈活。社會學家測算過，一個30歲的女研究生，如果按傳統標準擇偶，她的選擇面只有0.2%，而按三不計較（年齡大小不計較，學歷高低不計較，婚喪離異不計較）擇偶，選擇面能有20%。

　　可是再三說服自己單方面不計較，現實也讓女人屢屢碰壁。王行娟女士在談到俱樂部內有花無果的普遍現實時，不勝感嘆，她認為現代男人過于急功近利，“來周末俱樂部的人目的性都很強，恨不得抓一個馬上就結婚，可是往往有些人都是7年的會員了，還什么都沒找到。為什么？感情是需要培養的，但占主動地位的男人都有一種‘麥浪效應’，剛覺得這個女士不錯了，下次又看到新來的更好的，就像那麥浪似的，一波又一波的挑過去。”

　　去單身俱樂部參加過兩次活動的劉眉對此也深有體會，“那么多女的，男的都跟寶貝似的，可大多數根本就是抱著玩一玩的態度，跟你認識第一天，就恨不得要上你家過夜，你拒絕他，以后理都不再理你，反正有的是女的……”類似的失望和難堪會強化女人對婚姻的要求。很多單身女性都抱著“寧可讓父母擔心一陣子，也別擔心一輩子”的想法，“既然已經挑了這么久，所以才要好好挑”。然而，越想好好挑，就越喪失了挑選的余地，怪圈彷佛專門是為女人設立的。

　　單身與婚姻的兩難

　　女人們寧缺勿濫的謹慎也許與到處都是離婚率逐年上漲的消息有關。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離婚率直線上升，1980年離婚率為0.7%；1995年離婚率為1.8%；而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中，離婚占據首位，1990年81萬多件，1991年86萬多件，1994年103萬多件，1997年達124萬多件……

　　地球另一側的情況更加不妙，歐洲理事會最新年度人口報告說，歐洲國家居民的結婚率已普遍下降到有史以來的最低點，離婚率則上升，私生子女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尤以北歐國家為最，它們的離婚率幾乎為同年結婚率的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婚姻已不再是每個成年男女所必須要完成的“事業”，但負面數字并未抵消人們婚姻的熱情。“婚姻對于雙方都既是一種負擔又是一種利益”，這是一種共識。社會學家們也給出過好的信息：家庭在激烈競爭的現代生活中，具備心理調節功能，譬如一個快樂完滿的婚姻會讓人感覺像每年多了6萬英磅的存款，而男人會因婚姻而長壽、心態更平和，受雇率、升職率更高……這是這個新時代給家庭和婚姻賦予的最新功能。蒙田對于家庭的意義說的更為深刻：“財產在婚姻中當然和健力與美麗同等重要，或者比它們更重要。”中國還遠未形成對“獨身并不禁欲”的寬容氣候。據記者了解，即便是在敢于接納無婚戀目的的性關系的特定人群中（比如藝術圈），這種行為也是隱晦的，強大的社會傳統更使婚姻成為保障正常男女身心健康的需要。

　　國際諮詢專家、精神心理學家丹尼什說：“人的每一種狀態都既是生理狀態又是心理狀態。”因此，盡管已婚者往往對單身者的瀟灑自在心懷向往，但即便是以令人艷□的“單身貴族”的狀態生活著，“常態的、穩定的兩性關系的長期缺失，也會影響我們的心情”，在一家外企工作的劉眉說。劉眉和她的幾個同在外企工作的大齡女友，現在熱衷于一件事：移民。她們確切地相信，在異鄉他國，獨身、同居、結婚。離婚，老外的成見不會指向個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喜歡你就是喜歡你，沒有那么多別人的標準摻雜到自己的情感里來。”

　　女人爭取獨立的第一步是經濟，然而以婚姻為代價的獨立，經濟會轉而成為巨大的重負。劉眉們如果不能出國，馬上面臨的問題就是買房（租房在北京一樣花錢--而租來的房子永遠都不是家）。“人一旦長大，都得有自己的空間，這是保持一個好心情的前提。我要是跟父母住在一起，一天不嫁人，他們就要愁一天，覺得你把該由你丈夫負擔的東西壓在他們身上了。”劉眉無奈地說，“要是兩個人呢，不是輕松多了？”

　　結了婚，才像是有了根。婚姻會讓人感覺繁瑣、窒息、缺乏自由，但婚姻也讓人安寧、成熟，許多婚姻的人都認為：“婚姻是最能讓人成長的，沒有經歷過婚姻的人，人生就是一種缺陷。”美國芝加哥大學全國輿論研究所新近發布的一份調查說，那些成熟的、有職業并做了母親的婦女在1997年時，有49%的人感到自己應該像待在家里的母親那樣，與孩子保持親密的關系；到了1998年，這一比例高達68%。家庭是女人心靈的歸宿。對于男人也一樣。永恒的規律就是“逃”，從單身逃向婚姻，再由婚姻逃往單身，不肯移動的人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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