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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是否還記得，數年前的某個聯歡會上，一位杰出的戰斗英雄的一曲聲情并茂的演唱，使這位演唱者的歌聲一夜之間風靡了全國。
但時隔不久，某報刊出了一篇有損英雄名聲的文章，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人們的心理一時難以承受，如此杰出的偶像，怎么可以因為出場演出而索取高價呢?偶像本人，也因為這種不符實情的“誣陷”，對媒體與作者提出了訴訟。
一場“名人官司”隨即拉開了序幕。一時間，輿論界、老百姓都卷入了這場空前的大討論中。有人以為，出場演出索價太掉價，這不符合偶像本色；也有人說，偶像也是人，是人都有利益追求，只要這錢要得合理。
從那以后，“偶像、名人、偉人也都是人，而非圣賢，并不排斥個人利益”的觀念，一下子被眾多人所接受。從此，對偶像的盲目崇拜熱降溫了。下面談的就是這場訴訟官司的主角之一，某報記者。
“上帝死了，我就是上帝。”他念叨著尼采的語言，懷揣著“天才”的幻想。他從小就具有逆反的性格，他從來就對自己懷著莫大的期望。躁動不安的心情使他血流加速，感覺敏銳。他總是在窺視，哪里有一鳴驚人的機會。他信奉，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震撼一時。他不能想象自己是平庸的。他堅定地相信：“中國現代如果有一個思想家，那就必定是我，這毫無疑問。”
他就是向“英雄偶像”挑戰的那位記者，那個自命不凡、自我圣化的先生。
偶像還原了。一貫被冠之以“緲小”的個人自我意識，開始在蕓蕓眾生的心中閃現。然而，撼動偶像的真正的“英雄”，自己卻倒下了。因為這過于強烈的刺激，幾乎使他的意志崩潰。
撇開這場官司不論，只來說說這位先生的心理狀況。提到官司，是因為這與分析他的心理情況有著密切的聯系。
與他相識已有很長時間了。他是記者，我是作者，相互之間因有稿約往來，彼此交往更是不能免的。但是，從與他的交往中，我發現他是有著心理偏差的。他的舉止神情、言語談論都有些不合常情。他總是焦躁不安，坐下來就搖椅子，站著的時候就抖個不停。他常常大聲說話，大聲地、連續地干笑。他以為自己言談風趣，別人卻覺得很是乏味。
生活上他沒有規律，吃飯早一頓晚一頓，有一餐沒一餐。出門衣冠不整，做事丟三落四。 與他熟悉了，有時與他打趣，讓他注意儀表，端正舉止，他卻把一只又臟又臭的腳放在拉開了的抽屜里，拿出一本英語書，不停地翻來翻去：“你知道什么啊，很多大人物都是有怪僻的，生活上不拘小節、放浪形骸。這本英語書上就有一個這樣的小故事，我只是小巫見大巫呢。”
他以偉人為楷模、為藍本，生活在自己營造的“偉人’’境界中。偉人的精神內涵領會不透，便只有以怪異來模仿偉人之“僻”。
他本是個很普通的記者，一場官司使他名聲鵲起。真如他所愿，未能名垂青史，卻足以醒人耳目。特別是朋友們與之開玩笑說：“我敢打賭，百年以后，保證會有演員來扮你的角色，你的這場官司，肯定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這時候，他的感覺便特別的好。
漸漸地，他習慣性地以此為榮。初到一地，與人初談，他必談官司，訴說他如何頂住了各類新聞媒體猶如千軍萬馬的攻勢，雖然官司敗訴，卻是雖敗猶榮。
他成了祥林嫂，絮絮叨叨地訴說著阿毛是怎樣被狼叼走的。
他期期艾艾，等待著成功的一天。他把自己的履歷、發表的文章索引，都打印成冊，在外四處散發。他希望在哪一天，千里馬遇見伯樂，給予他出人頭地的機會
他認為自己是思想家，思想家是超時代的，理當落魄潦倒。他懷著悲壯的心情把自己圣化：天降大任于我，我不入地獄，誰入!
因為害怕遭到失敗，那些自我圣化的人們便表現出了對成功的恐懼。也許他們本能地覺得，自命不凡只是他們的一種強迫性的自我滿足的需要，而真正的 成功卻非一廂情愿就能得到。
正是這種一方面渴求成功、一方面又逃避成功的矛盾心理，使他們成了只會幻想不會行動的“超人”
。
成功看似一蹴而就，其實，除了機遇，主要還是功力的積累，故并非易事。他卻因這場失敗的官司的打擊而心力交瘁，再無能為力去攫取成功的桂冠。他已經覺得成功離他太遠，于是，他劃地為牢，躲在自己的安全區，與人們保持距離，以逃避競爭。
他上下班經常更換路線，說是一條路走久了讓人膩味，心里堵得慌。
他交女友幾乎沒有一個是約會了3次以上的，只要稍微接近一些，不是她們受不了他的怪異，就是他受不了她們的“俗氣”。他自以為是一個“超人”。
周圍人們的喜怒哀樂他一概視而不見，不參與，不介人，“潔身自好”。他曾多次說過，他像隔著玻璃窗看世界，恍恍惚惚，模模糊糊， 總是生活在虛空中，輕飄飄地不著邊際。雖然很無聊，他卻無法集中思想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他曾經列了好多計劃，研究什么，收集什么，寫作什么，最終卻總是付諸東流，不能實現。
他的這種感覺，類似“人格解體神經癥”的癥狀。有位病人曾把自己的病說成是“無我感”，這是一種很好的語言表達。所謂人格解體，指病人感到周圍的世界似乎是陌生的、疏遠的，總之不真實了，像圖片一樣，沒有立體感和生氣，或者像夢境一樣，或者像蒙上了一層霧一樣。但是，患者對知覺反映客觀存在的確定性并未動搖，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異常體驗是主觀的，知道并相信知覺所反映的客觀存在并不隨他們的異常體驗而有所改變，因此，他們用“好像”、“似乎”一類詞語來描述自己的體驗。
再說這位記者，他緊張、不安、焦慮，對人們懷有偏見，因而帶有敵意，也絕不讓人們介入到他的生活中。
他渴望成功的愿望被他脆弱的意志挫敗。由于內心的沖突與矛盾無法調和，他采取了回避人的方式保護自己。這是一種自我封閉、自我孤立的行為。
每一個認真對待生活與自己的人偶爾都有一人獨處的要求。渴望一種富有意義的孤獨，絕不是神經癥的表現。相反，多數神經癥患者不敢深人到自己心靈的內部，從而失去了享有建設性孤獨的能力。只有當一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出現了難以忍受的緊張，而孤獨主要是為了回避這種緊張時，想獨處的愿望才是神經癥的表現。
他不會對一般人和事表示興趣與親近，他在心里是鄙視他人的， 總認為一般人都是無價值的。而這一種想法，更加固化了他自己是個“超人”、“思想家”的想法。
神經癥患者往往是自尊心特別強烈的人。如果發現別人并沒有特別地看待他們，他們就會惱羞成怒，覺得自己的“獨特”被剝奪了。要他們與現存的社會行為準則或傳統價值觀保持一致，是他們難以忍受的。在這里，他們的錯誤在于把獨立本身看成了目的，而忘記了一個事實：獨立的價值最終有賴于能夠幫助人做些什么。他們的獨立，其實不是為“立”，而是為離群。這種離群的動機是消極的，帶著逃避性質的。
在任何情況下，絕對的“我行我素”都是不現實的，人需要受一定的制約。“我行我素”其實是一種失敗主義，是對現實、對發展、對成功的一種逃避。
透過這位記者的行為，我們窺見了他的渴求成功與逃避竟爭的沖突心理。并且，我們還了解了他企圖通過“自我圣化”的方法，來緩解難以調和的內心沖突，那
么形成他的現狀的原因是什么呢?官司敗訴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但其實這并非是實質性的問題，而僅僅是個誘因。為什么官司會對他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為什么他的人格及心理平衡只因為一件事而被打破?這和他的生長環境與生存狀態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
他大學畢業后分配在雜志社當編輯。幾個人編一本薄薄的雜志，一年只有4期，工作量實在太少。在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他卻因沒有合適的人生舞臺而無所事事。在胡思亂想之中，任充沛的精力日漸消蝕，而空嘆英雄無用武之地。
他自詡是一個“思想家”，但是卻并無深厚的知識積累，也無天才式的智慧，有的只是一閃一現的靈感，既無法脫穎而出，更不能成就大業。看著他人商海熱鬧，他卻如霧里看花，不關痛癢，也不屑一顧。他既不愿脫下“孔乙己的長衫”，更不想有違“思想家”的使命。世事、人情、學海、商道、政界，他又略知幾何?沒有生活，也就沒有感覺。沒有感覺，也就迷失了方向。一旦遇變，隨風飄搖，心中空虛。所以他一旦有難便如此怪異。他的成長背景，決定了他的脆弱與蒼白。
后來，他因不堪忍受上司的排擠，橫下一條心，別離了安定的工作，外出去闖世界。其實，他真正無法忍受的，卻是他的“平庸”現狀，以及由此引起的內心的焦慮。
他去謀職，曾歷經了請多的坎坷與磨難。人們見了他的面，看見他蒼白緊張的神情，也就愛莫能助了。高不成低不就，他閑逛了好長一陣子，直到生計成了問題，他就把家中的書拿到街上去擺地攤。這下真的脫下了長衫。幻想逐漸消失了，他也逐漸認識了自己。有什么好矯飾的，就因為多讀了幾年的書?
有一次接到他的電話，他悄聲地說：“我在某夜總會當公關，乘著經理不在，抽空給你通話……”
我很為他高興。他現在終于介入了生活。原來的桀驁不馴、我行我素、自高自大的態度，已經隨著生存競爭的洗禮而有所改變。
這是生活教會了他，他開始走出心靈的困境。他終于接受了自己的普通與平凡，不再掩耳盜鈴。
通過分析這位記者的心理狀態，使我們認識到：我們的行為和心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生活環境，取決于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的文化背景與個人成長背景。如果我們未能了解某一特殊文化環境對個人發生的種種影響，就不可能理解個人的人格結構。正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矛盾，不斷被刺激的享受需要與實際上并不能得到滿足的矛盾，個人的自由意志與其實際受到的限制的矛盾，使個人在多元的價值與道德標準面前左右為難，無所適從。那些心理缺陷者便不得不以不真實的追求與幻想來代替真實的自我失利，以獲得暫時的安全感與“自慰’，這便是產生神經癥的前提與基礎。認識到了這一點，也許對我們每一個人自覺調整不良心態、維護心理健康，是有著積極的意義的。
（賀鳳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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