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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滑的字：溫和、親切的人。順從、且不善堅持自我。適應性強、不樹敵。大字：直爽、明朗。充滿自信、外向性格。毫不猶豫地堅持自我。工整的字 ：注意力集中，能控制住自己的人。不常被情緒左右。” ——摘自網帖《從筆跡看性格》

　　從一個人的書寫筆跡可以推測他的性格特點，這種思想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我國漢代文學家揚雄曾說過：“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認為一個人的字跡可以體現出他的道德品性。在西方，使用筆跡推斷性格的技術則被稱為筆跡學（graphology），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經過多年發展，筆跡分析在西方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產業，不僅有許多專門的筆跡分析公司、培訓課程，一些企業甚至還將其應用到人事選拔工作中。近年來國內也出現了一些所謂的“筆跡心靈學”。據宣稱，筆跡分析具有非常高的準確性，不僅可以評估性格，還可以幫你尋找合適的對象，為各種重大的生活決策提供參考。

　　推測的基礎

　　從形式上看，筆跡學和星座、血型類似，都試圖通過一些直接可見的、易于辨別的指標來推測難以把握的內在性格。這樣的預測體系如果有效，前提是確實存在一種強有力的機制，能夠將性格與指標聯系起來。無論是星座、血型還是筆跡學，對于背后的機制都沒有給出一套令人信服的解釋

　　書寫屬于一種后天習得的技能，涉及到手部肌肉的復雜精細運動，并受到神經系統的調控。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還原為神經系統的活動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也許存在一定程度的關聯。但是這種關聯太過空泛，還有許多其他因素會影響到一個人的性格或書寫方式，僅憑這樣微妙的關系不足以支撐起一套有實際價值的預測系統。

　　從各種筆跡分析體系來看，許多分析規則其實是基于一種樸素的聯想，比如字跡的“圓滑”代表性格的“圓滑”，筆畫的“果斷”代表性格的“果斷”等等。這種語義聯系更像是一種隱喻，很難想象出有什么現實基礎。

　　科學檢驗

　　雖然筆跡學沒有什么科學根據，但是作為一種性格預測體系，其有效性還是可以通過科學方法來評估的。在心理學歷史上有不少研究者曾對這個問題產生興趣，特別是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涌現出了許多驗證性研究。常見的研究方法是找一些被試提供書寫文字，并完成性格測驗，然后把書寫材料交給筆跡分析師做性格分析，再與被試自己的性格測驗結果做比對。為了控制書寫內容的影響，一般會要求被試書寫中性的內容（如說明性文字）。

　　很遺憾，在這些嚴格控制的檢驗中，筆跡分析師的預測一般不會比純粹的猜測強多少。1992年，心理學家Geoffrey A. Dean對于200余項關于筆跡和性格研究進行了元分析（meta-analysis），發現筆跡分析和性格的相關系數僅為0.12，也就是說筆跡學準確預測性格的比例不到2%。如此微弱的效應不具有任何實際應用的價值。另外，不同分析師之間的一致率也比較低，相關系數僅為0.42，而非專業人士的判斷一致率也能達到0.3，說明筆跡分析缺乏一套成型的標準，這進一步限制了其有效性。英國心理學會（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也認為筆跡學在人事選拔中的有效性為零，與星座并列。

　　為什么信？

　　既然筆跡分析如此不準確，為什么許多人還愿意相信呢？可能有以下幾點理由：

　　首先，筆跡學的樸素思路迎合了大眾的思維模式。性格本身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筆跡學將抽象的性格特征和具體的筆跡特點聯系起來，通過語義聯想建立起直觀的對應關系，這套系統平易近人，能夠滿足一般人認識自我和他人的需求。

　　其次，在筆跡分析實踐中，筆跡分析師經常會利用許多筆跡之外的線索來做出推斷，所以聽上去好像有些道理。比如一些分析者會基于歷史人物或當代名人的手跡分析他們的性格，講得頭頭是道，但這種分析其實是先了解了目標的性格特點，再把筆跡特征套上去。另外書寫的內容也會提供線索，比如一段非常哀怨的文字的書寫者更有可能性格憂郁，這樣的推論和筆跡線索也沒有什么關系。如上文所述，在嚴格的科學檢驗下，分析師的準確率就和純粹的猜測差不多了。

　　最后就是著名的“巴納姆效應”，也稱為“福勒效應”。1948年，心理學家福勒通過實驗證明，人們傾向于認為一些空泛的、籠統的描述特別符合自己，即使這些描述是隨機選取的。星座、筆跡學之類的偽科學都利用了這種認知偏差，它們給出的預測推論都是大而化之、廣泛適用的，巴納姆效應使得我們很容易接受這樣的陳述，認為其有些道理。

（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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