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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中下旬以來，臨安昌南中學發(fā)生怪病。學生發(fā)病癥狀一般為乏力、胸悶、心慌，甚至于暈厥。X光拍片、血樣化驗、腦部診斷，家長們花去數千元的醫(yī)療費，卻沒能查出病根。奇怪的是，有患者在送入醫(yī)院，或在家中通風處調適，癥狀就會自然消失。

　　昌南中學副校長王先生說，3月中下旬最初的個案并未引起重視，至9名學生發(fā)病時，才感事態(tài)嚴重。

　　當地傳言四起。有說是環(huán)境污染造成的，但附近沒有化工廠，一片青山綠水。有說是新建校舍裝修污染，但檢測數據卻非常樂觀，甲醛、苯等的含量均在標準范圍內。有人甚至說，中邪了。學生發(fā)病后，村民周國軍每天守在校外等著有關專家前來釋疑，“病因不知道才更可怕。”至今，學生的病癥仍反復再現。

　　怪病被指群體性癔癥

　　昌南中學，坐落于河橋鎮(zhèn)，為臨安首個跨鄉(xiāng)鎮(zhèn)組建示范性中學，由河橋、湍口等四地中學合并而成。1097名住校生分布于校內100余個宿舍內。2月底，學生們搬入了校內宿舍。　　但一些學生自入住新宿舍后，入睡變得困難。每天晚上，來自于湍口鎮(zhèn)的唐潔躺在床上不能入眠。她與室友用數綿羊的方式催眠：一只、兩只、三只……一千只。綿羊成千上萬地占據她們的腦部。白天的功課、成績、同學間發(fā)生的事，又拼命地往這片為數不多的空地上擠。

　　唐潔說，“心里惦著成績、想著跟誰怎么交流。結果，越緊張越睡不著。”15歲的唐潔說，同室的都睡得不好。她的室友周詩是學校第一個發(fā)病的，周詩入睡后，因夢魘被同學和生活老師叫醒，她出現心慌、呼吸困難等癥狀被送往醫(yī)院。3月19日中午，唐潔第一次暈倒，癥狀類似。從第一天發(fā)病起，唐已多次發(fā)病，重時暈倒。4月24日，唐參加校外一次考試，暈倒在試場。

　　校方公布9名學生發(fā)病，集中在女生宿舍上下層的203、103，多數為初一（8）班學生。學生家長反映，這個數字并未包括癥狀不重的學生。

　　初一（8）班班主任方老師說，最多的一天，他從學校到醫(yī)院，來回跑了13趟。5月12日記者到該校時，緊張、焦灼、焦慮彌漫在校園。時值午休，初一（8）班教室內，50多名學生趴在那里一動不動。唐的同學徐潔的位置上空著，她在醫(yī)院里掛點滴。她的叔叔徐玉斌得知今天有專家來調查，便放下手頭的活趕了過來。

　　臨安市環(huán)保局曾于5月10日公布學校宿舍樓邊煙囪排放的物體的檢測報告：二氧化硫、煙塵、氮氣超標的現象（杭州市環(huán)保局重新對其進行檢測，結果于近日公布）。但是，杭州市疾控中心、杭州市第七醫(yī)院的專家認為，如果受污源是煙囪，那為何學生不是集體性出現癥狀，卻偏偏是離它較遠的203和103宿舍內的學生呢？

　　杭州市第七醫(yī)院心身科主任、浙江省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專業(yè)委員會委員陶明主任醫(yī)師說，學生均有不同程度的焦慮。發(fā)病時，意識清晰，肢體仍有知覺，未見遺忘現象，這些臨床診斷均為癔癥表征，斷為境遇性焦慮反應。

　　這與10余天前該院作出的“群體性癔癥”的結論在用詞上有所變化。陶明醫(yī)師解釋：“群體性癔癥”是一個大范圍，是一種從流行病特征來判斷，而“境遇性焦慮反應”是臨床診斷所下的結論，更為精確。它的病發(fā)癥狀與癔癥有相似之處，但又在緊張反應程度上有所區(qū)別。

　　癔癥為何纏上學生？

　　面對初步結論，人們不禁要問，“癔癥”為何偏偏“糾纏”的是學生？

　　首先表現在睡眠質量上。杭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施世鋒主任醫(yī)師說，睡眠困難是心理壓力過大、情緒緊張的一種體現。

　　杭州市第七醫(yī)院心身科主任陶明醫(yī)師說，宿舍熄燈是8點半，從熄燈到入睡學生需要1個小時左右，這段時間她們似睡非睡，心里波動異常明顯，加上窗外不安全環(huán)境造成恐懼感，增強了體內的應急水平，導致發(fā)病。

　　這幢學生宿舍東鄰食堂煙囪，背靠山坡。為防止雨天滑坡，學校新近正在施工修筑山體防護坡。

　　從203寢室往外看，自103窗外開始，腳手架斜靠在窗口。

　　作為心理醫(yī)生，陶明留意到腳手架這個細節(jié)，這為解構學生發(fā)病原因提供了某種依據。“這是一個不安全因素，”陶明說，學生們會因此擔心外面突然闖進人，這會刺激她們的緊張情緒。

　　陶明醫(yī)師認為，這是誘導情緒的一個重要外因。“其實，學生們先前都有過較長時間的積慮。”陶明醫(yī)師在接受每日商報記者采訪時進一步分析學生們的發(fā)病原因。“山區(qū)來的學生，在興趣愛好方面沒有大的發(fā)展，長期處于較封閉的狀態(tài)。對他人比較敏感，相互缺乏溝通，尤其是處于青春期的女生，更需要一種心靈的溝通。我們也注意到，班主任是男性，與女生溝通不便。學生來自不同鄉(xiāng)鎮(zhèn)，相互熟悉需要過程。”陶明說他一直想著學生們的話，“一位學生對我說‘她沒有朋友’。有的學生則說，心里話告訴別人干嗎？這些因素，讓學生們逐漸形成一個自閉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情緒是一個傳染的過程，并非全部學生同時爆發(fā)。

　　癔癥具有“傳染性”、暗示性，一個學生出現問題，激發(fā)另一個學生潛在的壓力，處于同一個環(huán)境的人就會像得傳染病一樣受到“感染”。“我們不妨做個實驗：A說空氣很悶、胸痛、頭疼。B聽后，突然像受到了點撥一樣，急促呼吸幾下，馬上暗示自己胸悶、頭痛了。如此幾番，逐漸激發(fā)潛在的壓抑情緒，就出現了癔癥。”杭州市第七醫(yī)院心理康復中心主治醫(yī)師曹日芳作了個比喻，“第一個學生出現病癥，等于暗示同一室內的其他同學，由于心理等方面尚不成熟，暗示效應會更大。”

　　杭州疾控中心副主任施世鋒主任醫(yī)師說，反過來暗示性也可治病。假如A出現癔癥，當你告訴A所用的是最好的藥片，一吃見效時，即便你給A的只是潤喉片，A的病也會消失。

　　記者在對當事學生的采訪中發(fā)現，發(fā)病前后她們都聽說過“有同學發(fā)病”的事，曾表現出擔憂。

　　積在心頭不愉快的事獨自承受，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正如杯子里的水，裝得太滿了就會溢出來。心里如果承載太多的不良情緒，就會產生種種心理疾病。

　　但人們往往忽略了。“下一步學生們情緒如果得不到緩解或者再受刺激，還會反復發(fā)病的，發(fā)病的頻率也會增加，甚至于擴大發(fā)病范圍，”陶明醫(yī)師不無擔憂地說。

　　這兩天唐潔又多次發(fā)病。她母親告訴記者，前幾天學校老師突然找女兒談話，說女兒與一位男生有關系，“她回來感到很委屈，根本沒有這事”。

　　另一個注意到的現象是，學生的壓力最近幾天會很大。陶明醫(yī)師分析說，“有來自父母的壓力，因為是癔癥，家長所花的高額醫(yī)療費用將無處得到補償，這些醫(yī)藥費對一個農村家庭而言，相當于幾個月的開支。他們寧可相信，孩子的病是受到污染造成的，孩子們在訪談時流露出了這種情緒；而在老師眼里（老師從校方看到了壓力、校方的壓力則來自主管部門），她們看到的是‘不善’，她們這樣做有沒有讓老師為難？周圍同學的眼神不對了，她們得了‘怪病’，同學們會猜忌、回避嗎？”數天來，杭州市第七醫(yī)院有關心理專家前往現場干預。

　　專家呼吁給學生建立良好社會支持系統(tǒng)

　　國內流行病學調查資料中，癔癥約占神經精神科門、急診總數的5%～10%。而近來發(fā)生在學生身上的癔癥的情形有所增加，尤其令人關注。

　　去年10月份，杭州市某小學發(fā)生了集體“食物中毒事件”后，應當地衛(wèi)生部門請求，杭州市心理危機干預人員在細致地進行了排查后，證明是一起群發(fā)性癔癥。

　　來自富陽市學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導中心的消息，紹興縣曾發(fā)生4名高中生在兩周內相繼跳樓自殺的事情。富陽也連續(xù)發(fā)現因學習壓力過大而出現的中小學生癔癥、集體癔癥等心理疾病患者。“我們要幫助學生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tǒng)，包括學生與學生、學生與老師等各個層次。學生一旦離開家庭這個現有的社會支持系統(tǒng)，短期內會失落。”杭州市疾控中心與杭州市第七醫(yī)院在對昌南中學調查后呼吁，這對于防范和消除癔癥再發(fā)是最主要的原則之一。

　　在昌南中學，為應對突如其來的“怪病”，學校制作了“中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導”宣傳板，指導學生適當宣泄不良情緒。

　　這僅是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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