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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提名法雖然能確定兒童被接納或被拒絕的地位，但卻無法弄清兒童身上哪些具體的個人特點或技能造成了這種地位。因而，研究者在同伴提名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更為結構化的方法，即同伴行為描述方法，它實際上就是一種更加結構化的提名程序。著名例子如“班級戲劇”（Bower，1969）：由兒童裝扮成一個想象性戲劇的導演，為同班同學“對號入座”地分派一系列積極或消極角色，如“班上有活動或在操場上玩時大家都聽他指揮的人”、“一個欺侮小同學的強霸”。每個兒童得到三個分數，影響力分數（或可見度分數，即積極角色提名和消極角色提名之和）、積極分數、消極分數。Masten等人（1985）對最初的“班級戲劇”加以改進，完善了對社會能力中積極方面的抽樣，刪除了與學業能力或智力直接有關的項目。改進后的“班級戲劇”共30個角色，積極的與消極的各15個。在施測和內容上也作了一些小的方法上的改動，如為兒童提供一個花名冊，列有全體兒童以供被試分派角色。這不同于最初的填空式描述。

在行為描述的信度方面，最初的“班級戲劇”方法表現出良好的短期穩定性。改進后的方法經過因素分析確定了三種因素，社交力—領導，攻擊—搗亂，敏感—孤立。各個因素在6個月和17個月的間隔重測中部表現了良好的內部一致性（Maslen等，1985）。

Coie和Dodge（1983）在其五年縱向研究中也使用了行為描述法。開始時使用了24項行為描述，后經聚類分析選出五項：“合作”、“搗亂”、“害羞”、“挑起打架”和“領導”，其中“挑起打架”描述最為穩定（三至四年級相關系數為0.83，五至六年級相關系數為0.84）。各項行為描述都顯示了中等程度的穩定性。

在行為描述的效度方面，Cowen等人（1973）在一項龐大的研究中將1961年三年級兒童的測驗資料與11～13年后社區精神病診斷記錄作了相關分析。有關兒童的資料包括缺課、成績、智力分數、成就測驗分數、教師評定，以及同伴行為描述（如班級戲劇)。11年后檢查社區健康中心登記，以確定哪些兒童尋求過健康專業人員的幫助。結果表明，班級戲劇是以后情緒困難的最好預測者。Lambert （1972）采用班級戲劇法，發現二年級和三年級時所作的同伴提名預測了中學的社會適應地位。

同伴行為描述法的同時性效度只是近年來才有研究，大部分研究考察了社會認知與攻擊性同伴提名的相關。有研究發現，攻擊性提名次數高和“愿意一起玩”提名次數低的兒童在其同伴關系困難背后存在著社會認知困難。Perry等（1986）發現，在攻擊性項目上提名次數多的兒童報告更容易作出攻擊、更難以控制攻擊的沖動。且攻擊型兒童更相信攻擊能帶來積極后果并減小他人對自己的不利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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