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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因為他們有勇氣公開出版這個敏感而隱晦的題材的書，更因為他們能夠找到這么多人，說服他們接受訪問，并愿意向公眾講述他們對這一經歷的思考和感受。

　　對張引墨來講，事實遠不如人們想像得那樣復雜。

　　“我幾乎是被動的。”她笑著說。當她把作這個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她更多的只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時間里，她碰到的多是這樣的情景———一位受訪者打電話來：今天就見面吧。

　　張引墨：今天我太累了，能換個時間嗎？

　　受訪者：不行！就今天。也許明天我就不想講了。

　　于是，張引墨常常在結束白天的工作后，疲憊地趕到約定地點———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麥當勞，要兩杯飲料，就著薯條和烤雞翅，開始談論這個被大多數人認為難于啟齒的話題。

　　只要談話一開始，張引墨的疲憊很快就消失了。很多時候，是受訪對象一個人侃侃而談，她很快便由一名訪問者變成了一個傾聽者。

　　促成張引墨寫這本書的原因，是在她作為《中外少年》雜志8年編輯的過程中，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學生，在尚未具備處理性行為應具有的知識和能力時，就開始了嘗試。對于后果，他們更是知之甚少。

　　張引墨講述的一件事讓《玫瑰》的另一個作者孫云曉念念不忘。

　　那是《中外少年》的一個中學生記者和他的同學一起出去玩，到了晚上休息的時候，學生們很自然地便一男一女地進了房間。“根本沒有刻意地安排，而是孩子們覺得誰該和誰一起住，就和誰一起住。”這個小記者當時正上高中二年級。

　　另外一件事則帶點悲劇色彩：張引墨的一位中學生朋友高考沒有考好，因為在高考前一個月，她陪自己的好朋友去醫院墮胎。更慘的是，墮胎之后的一個星期，這個女孩子還堅持參加了體育課的1000米達標測驗。也正因為此，在以后的體檢中，她的腹部永遠留下了一塊陰影。這個女孩子后來考上了一所醫科大學，每當上婦科學這門課時，她都后悔不已，并且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喪失了當媽媽的能力。

　　孫云曉是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從這兩個故事里感受到了一種“變遷的暗流”。

　　“我感到非常驚訝。現在的孩子，早已從的情感萌動，向勇敢嘗試性行為轉變。這意味著中國正在邁進一場靜悄悄的性革命，如果不加以正確引導，西方上世紀1960年代的性解放思潮，也許就會在中國上演。”

　　他們所擔心的，并不是這種行為本身，而是中學生們在進行這種嘗試時，根本不知道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意義和后果是什么。

　　對于成人世界來說，十幾歲就發生性行為的孩子，如果不是“家教不好”，就是“道德敗壞”，但在孩子的世界里，卻往往帶有“無法選擇”或“不愿選擇”的性質。

　　“這肯定得發生啊！怎么能不發生呢？”一個女孩子說：“以前我倆商量過，這件事要等我倆一起兩年后再發生，覺得當時太小……可是好多事都是控制不住的，我覺得十七八歲的男孩都挺容易沖動的，而且又有這樣的機會，這件事發生是必然的。”

　　另一個女孩兒坦率地說：“我不能說是太自愿，心里有一點好奇，可也不想拒絕。”

　　她認為自己在發生這件事之前，是一個“很單純的人”，她保持著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只有嫁給一個人，才會和他發生這種關系。她對整個過程幾乎一無所知，發生了，“非常吃驚”。

　　一個男孩兒說：“一個人時他什么都不會多想，是很單純的，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他就是在“頭腦發熱”的狀態下“做”的，而且“根本沒想過后果會是什么”。

　　更多的人，則是好奇地想試試，帶著一種“成長的愿望”，還夾雜著“別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態。

　　“不發生”對他們來講，在產生“沖動”的那一刻，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不能理解嗎？”張引墨問道：“我非常能夠理解他們。他們覺得他們在愛，他們希望有個方式表達。現在打開電視，登錄任何一個網站，甚至走在馬路上，全世界能夠看到的表達愛的方式就是這樣。”

　　吳若梅并不認為在情感問題上，不同的時代有什么不同：

　　“想想我們年輕的時候，暗暗地喜歡一個異性，心里發癢，睡不著覺，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那個人，我甚至還在胡同里來來回回走了幾個小時，就是為了制造一次‘邂逅’。除了發生性行為這件事以外，我肯定，所有的感覺都是相同的。如果那時的中國和現在一樣，誰也不能保證自己在十幾歲的時候不發生這件事”

　　“他們只是想找個人，好好說一下這個成長中經歷的最重要的問題。父母當然是不可能的。”張引墨說：“對于這些孩子來講，接受這個訪問，都帶有一點自我總結的性質。”

　　“不和父母說，這是我生活的基礎，是我的信仰，比宗教還厲害的信仰”

　　從本性上講，這些同樣經歷過的人并不想阻止“青春性”的現實。但從過來人的經歷講，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讓現在的青年人盡可能地“推遲”發生性行為的年齡。

　　在《玫瑰》中，和13位中學生口述記錄占相同比例的，是專家的分析、建議和大量的性科學知識，從生理結構的不同，成長中各個階段的特征，到如何保護生殖器官、欲望的產生、避孕知識及墮胎可能產生的危害。

　　“生理衛生課？我覺得那是遠遠不夠的。”孫云曉說：“現在的生理衛生或教育課，最多可以告訴他們的，是一個受精卵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呢？他們一無所知。形成受精卵的性交過程是什么樣的？一次做愛受孕的幾率有多少？是哪幾天？哪些傳染病是通過性途徑傳播的？懷孕怎么辦？征兆有哪些？流產的方式和危害是什么……

　　這些其實都是孩子們想知道、應該知道的。了解自己的身體、自己發育過程中的變化，對于的孩子來說，是最重要的‘知情權’。但我們不講。

　　“家長和老師通常都是鴕鳥心態，以為不把這件事說得那么清楚明白，孩子們就不會發生。但我們的訪問恰恰證明了，即使你們不告訴他們，他們也會從別的渠道了解，而且很可能全是錯誤的信息；即使他們并不清楚，他們好奇，也會嘗試，想通過這種方法搞清楚。結果很可能就是，錯誤或不完整的信息，導致了生理上的傷害，進而影響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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