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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行各業里都充滿了“并非故意而為之”的人。人群如若真的是金字塔狀聚集的話，我們就會發現越處于頂端，“誤打誤撞、陰差陽錯”的人所占比例越高——有趣的現象，可這又是為什么呢？

　　陳志武先生說自己最終與金融結緣，純屬巧合。1986年他從國防科技大學畢業，達到的是系統工程碩士學位。畢業留校之后分到政治教研室工作，“具體具體工作主要是給教研室老師分蘋果、送花生、收錢，等等。”后來到耶魯大學留學的時候，因為發現“原本選擇做導師的那位教授年紀已經較大，他所做的研究課題有些過時了”，于是在連“什么是金融”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聽從了同學的建議：“不要選擇博弈論政治學或者數理經濟學了，還是學金融經濟學吧。” 　　

　　剛剛辭去《財經》雜志總編職位，就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的胡舒立女士學新聞也并非自己所選：“1978年高考，我報考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時正逢重建中國人民大學，學校特別從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學生中挑選出一批優秀生，而我就是其中一個……”這樣一來，她陰差陽錯地從中文調入新聞，成了她一次別無選擇的選擇。

　　為什么有人上下求索卻求之不得，而另外有些人卻可以靠著“誤打誤撞、陰差陽錯”到達巔峰呢？

　　也許應該有很多種解釋。其中一個比較靠譜的解釋是：這些人屬于那種無論做什么都會努力去做到最好的人。人生無常的意思是說“小概率事件實際上經常發生并且影響巨大”。無論事先的計劃多么宏偉多么周密都可能因為一點點的變故而最終面目全非。所以，理想越遠大成功希望越渺茫。中國這么大的國家，那么強大的政府，做個五年計劃都很難成功，迄今為止十來個五年計劃，幾乎沒一個成功實現的——某種意義上這事兒也怪不得政府，怪只怪意外實在太多。 　　

　　與很多人想象的相反，那些真正有所作為的人甚至可能沒有“遠大理想”，他們最關注的就是把當前的事情做好。他們也許也有理想，但那絕不是他們妥協的理由；并且他們的理想樸素得驚人，做真正讓自己開心的事情。胡舒立女士私下里跟朋友說：“我最樂意的事就是寫稿子。等終于有一天可以把《財經》所有的事情都交給他們，我就做《財經》的首席記者，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由于有這些人總是把手中的事情當作最重要的事情，最終那些所謂的“理想”不得不一拖再拖。與此相反的是生活中隨處可見那些“被自己的理想所綁架的人”，他們一心想著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卻又因為現實的羈絆而不得不做其他的事，而與此同時又不專心于當前所做之事，因此從未獲得過積累的好處……時間一再流逝，“理想”越來越遠，灰心沮喪越來越無以復加……

　　甚至可以做出這樣的推論：越差的人理想越遠大，尤其是相對于他的實際情況來看，不僅遠大并且絕不現實。越強的人越沒有普遍意義上的所謂理想——對這世界認知越多，就越清楚個體力量之渺小；就越傾向于放棄空泛的“理想”轉而追求更加具體的“目標”；而那“目標”往往隨著經驗的積累認知的發展而越來越小越來越具體。

　　手中有事可做，并能把可做之事做好、做到極致，才是真正的“理想狀態”——并且相對更加容易。

（閆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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