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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自福建沙田的一封信：

　　在我生活的這個地方有不少比您書上所談的內容要嚴重得多。例如：我們這里的中學生，從初一開始，已有一半的男女生做過那件事了，有的懷孕跑去墮胎，完了之后，每所學校及一些人便會知道；就在前不久，我校的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生下了一個男孩……

　　寄自四川的一封信：

　　我們學校很多男生，包括大部分女生已有過這種經驗，并且從各種雜志（括黃色雜志）、影碟（包括黃色影碟）及部分大人（不包括父母、親戚）那里知道、了解這方面的知識。……像和我玩得特好的那個W，他初一有的性經驗，到現在高一，就交了14個女朋友，發生過關系的就有6個（不包括接吻、愛撫），而且第一次100％不用安全套，以后發生關系，均由女方去買安全套，他從未買過一次。除了女朋友外，他還有“炮友”，即不是男女關系，而是雙方都有“性”方面的需求的朋友……

　　一個北京的女生寫信講述她好朋友的故事：

　　她才和那男生見過一次面就說自己已經愛上了他。說得還很癡情呢！認識的第一個星期就做了那事！后來沒多久就懷孕了，檢查出已經5個月了！后來只好打胎，胎盤是透明的，那男生拿著胎盤嬉皮笑臉地說了一句：“拿這個回家泡酒喝不錯嘛！”……

　　寫信的女生最后問道：“這世上到底什么叫‘愛’？這世上到底還有沒有‘愛’？每個人都把戀愛當做是一場游戲。男生這樣，女生也這樣。真是可怕！……我很怕去愛一個人，也怕被別人愛上，總是和身邊所有的人保持一段距離……我不敢想我自己！的故事聽多了，我現在把人看得太透了，我不想以后會怎樣……”

　　想想到她面對這種情形的驚恐和無助：一個人在最應該對未來懷有夢想的年紀，卻對最美好的感情產生了難以修復的懷疑和恐懼。這本身已經很可怕了。

　　“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孫云曉說：“那肯定不只是性知識的教育，它應該還包括性道德、性美學、性法律、如何與異性交往、如何維護友情等等，當然，更應該包括如何處理異性之間的感情，如何去愛一個人，如何成長為一個人。”

　　“最后的決定，是個對自己和他人都負責任的決定”

　　在大多數家長的印象中，性行為最重大的后果莫過于“懷孕”。但其實對孩子來講，這雖然也是一件“天大的事”，但遠不如“讓家長和學校知道”更大。

　　就在前不久，吳若梅接到一對戀人的求助電話——女孩子懷孕了，而且已經有10周了。這兩個高三的孩子，都是“被老師看好的學生”，他們遲遲沒有去做手術，就是因為不想讓家長知道，周圍的同學也一直在幫他們四處籌錢。他們向吳若梅打聽哪里會比較便宜。據他們所知，最便宜也要400多元錢，這對于普通家庭的孩子來說，不是個小數目。

　　“兩個人相愛，到發生性關系，在一個信息如此開放和青少年生理早熟的社會里，我們不能去指責他們。但是安全呢？他們沒想過。去便宜的地方———很可能不是正規的醫院———做手術，會不會有術后感染或其他問題？他們也沒想過。但對于孩子的一生來說，這才是他們最應認識到的‘責任’。”

　　但是，對于那些盲目地、不是因為而發生性關系的人來說，喪失了對自己“責任感”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傷害。

　　在張引墨收到的來信中，一封女孩子的信讓人不寒而栗：

　　“……后來跟一個認識才四天、交往才半天的男朋友做了，好后悔。我怎么就這么賤啊，就這么簡單、輕易地把女孩子最寶貴的東西給出去了，我就像潘金蓮一樣是個蕩婦……后來，我懷過一次孕，因為太小了，不敢去醫院，只能買藥吃，吃了之后有人告訴我，如果感染了，大出血，還會死人，天啊，我當時手腳都軟了……當時是10月份，天挺冷的，肚子痛得那么兇，臉色又蒼白，所以害怕學校和家里發現，每天就背著書包裝著去上學，然后一個人跑到公園亭子里坐著，四面都吹著冷風，就蜷縮在角落里。現在想起來，自作孽！太慘了……我今年滿17歲，我不知道全國有多少人和我一樣，我這樣的經歷代表我是個壞孩子，還是代表成長的必然經歷……”

　　而一封寄自浙江溫州的信說：

　　“現在，我遇到困難了，你也許就是我的那絲希望，如果可以，請幫助我，盡管我是微不足道的。我十分確定我患上了所謂的‘性病’了，可是，作為一名高二生，19歲（事實上虛歲才17）……跟家里人傾訴是絕對不可以的，不僅是害怕，更受不了媽媽的那種失望傷心的眼神……”

　　這是一種近乎絕望的情緒。這種在盲目地發生性行為后的悔恨、無助和無望，在孩子中是普遍的心態。

　　《玫瑰》中的一個女孩子也產生了類似的想法：“我覺得，以后為了賺錢，去做＇雞＇什么的，也無所謂了……”

　　事隔幾年，她順利地升入一所重點大學，并重新開始一段真正的戀情后，才漸漸走出這個陰影，并開始正視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的關鍵和實質是：你有沒有愛自己，有沒有一個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應該把這件事想明白，再去做。如果你完全沉浸其中，把其他都拋在腦后，傷害自然會隨其后。”

　　她用了5年青春，終于“想明白”了這個道理，但更多的孩子，正處于沒“想明白”便要行動的邊緣。

　　對當今社會的孩子們來講，單純的性知識普及，雖然仍很必要，但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高中生，給他提供一些有益的書，他自己就能看明白。”吳若梅開玩笑地說：“如果能在高考試卷里加上這部分內容，就會更容易一些。”

　　但教育孩子如何去理解“愛”，如何成長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如何在做錯事后，能勇敢地面對并正確認識自己，這些遠遠不是靠考試、做題或者布置大量家庭作業就能夠完成的，不是靠考上重點大學就能實現的。

　　“很多家長和老師都認為，性行為離我的孩子還很遠，不必那么擔心。其實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引導他們學會處理成長中遇到的問題，學會處理自己的各種情緒，學會從不同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草率地作任何決定，這才是最關鍵的。”

　　在吳若梅的工作經驗中，這種引導是建立在平等、友善和誠懇的氛圍中的，永遠不能對孩子說：“不行，你不能那樣做，那是錯的。”她更傾向于坐下來和他們討論，和他們通通信，打打電話，聽他們講述自己的苦惱和愿望，再共同設想解決問題的各種辦法和可能帶來的后果。“每個孩子都希望你的回答是針對他個人的，因為他和別人不一樣。”

　　她提起那個向她宣告要發生性行為的男生的電話：“如果我直接說不行，也許連一分鐘也談不下去。但是，我希望他能感受到我是理解他的，我站在他的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最后這個結論是我們共同得出的：這樣做不行。在他這個年紀和人生階段，這樣做所產生的后果，他無法承擔。我想，他能夠從我們的交談中感受到，最后的決定，是個對自己和他人都負責任的決定。”

　　《玫瑰》中的一個受訪者，在結束中學生活3年后，對那段經歷做了這樣的描述：是把鋒利無比的劍，學會愛是項很強大的生活本領。我用血和淚換取了“愛”的經驗，得到了與異性相處的“真諦”，連滾帶爬地長大，想想，真是太不容易了。別讓我再過一次，我已經幸運地、還算健康地從中逃出來了。

　　一個聽完我采訪的故事的學者沉默良久，感嘆說：“現代教育有兩個高于一切的目標，一個是培養合格公民；另一個是培養心智和情感健全的人——在社會、學校和家長的滔滔功利壓迫下，這兩個教育目標都是最失敗的！”

　　誰來承擔這個責任？讓孩子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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